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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战时期，一个东德士兵，开枪射杀了一个试图爬过柏林墙的偷渡者。

柏林墙倒塌、两德统一之后，这个士兵以杀人罪被提起公诉。

“当时我作为柏林墙的守军，只是按照上面的要求，依法办事而已！”

他拿出了上峰的命令文件，还翻出了东德《边界法》“依法射杀偷渡者”的有关条款，为自己开脱。

然而，法庭依然宣判他有罪。

“即使你被迫执行命令，必须向偷渡者开枪，你依然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良心义务。”

这个判决，得到了多数国家法律界和伦理学界的普遍认可，成为一个经典案例。

一些学者，认为这个案例中的士兵，属于汉娜·阿伦特提出的“平庸之恶”。

阿伦特深入研究了纳粹时期，一个血债累累的屠犹刽子手，艾希曼。

战后艾希曼被捕、受审，他的自我辩护，和射杀偷渡者的柏林墙卫兵的“理由”，如出一辙。

“有一种貌似‘合理合法’的苛酷暴行，其典型特征，是对上级命令或者某些法条的绝对服从、严格执行，哪怕伤天害理，也毫不质疑，更不会在具体行为中作出弹性调整。这种泯灭人类底线良知的绝对服从，无疑是一种罪恶，可以被称为‘平庸之恶’。”

这段话，出自阿伦特的名作《反抗“平庸之恶”》。

——这些天，尤其是疫情封闭中的上海，一些人、一些事，令人唏嘘不已，更让我们联想到“枪口抬高一寸”的著名案例，和阿伦特的那本书……

当新冠阴性者，被“依法”送进方舱

4月11日，“上海误判阳性夫妻”的消息，刷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——这件事，确实太魔幻、太混账了！

此前不久，在疫情封控下的上海，一对夫妻被误诊为“新冠阳性”。

医院把其他人的阳性信息，和这对夫妻的名字，误放在一起。

发现这个错误后，他们立刻打12345热线，申请核酸复测，但好几天过去了，一直石沉大海，无人理会他们。

4月10日，工作人员终于上门。

但令人震惊的是，工作人员不是来给他们重新做复测的，而是要把他们一家人运到方舱隔离。

面对工作人员，夫妻俩不断解释他们并不是阳性，而是检测机构搞错了。

而且这对夫妻持有相关录音，可以证明所谓的“阳性”是检测医院的失误和错判。

然而，防疫工作人员“态度坚决”：

“这是疾控部门的命令，必须执行！”

“如果不服，将来可以起诉我啊！”

这对夫妻反复摆事实讲道理，一再央求道：

“我们现在都是阴性，如果把我们送到方舱，和众多感染者一起，我们也会变成阳性……”

“去了方舱，肯定感染。如果健康都没了，之后再申诉，还有意义吗？”

对这些字字句句含泪泣血的话语，防疫人员不为所动，坚持要求“命令必须100%执行”、“赶快去方舱”。

还狠狠地甩给夫妻俩一句：如果不配合，就呼叫增援、强制带走，“不但要受行政处罚，而且对你们的孩子也有影响”！

最后夫妻俩带着哭腔，同意入放舱，并恳求给一小时打包行李，带些日常用品。

“最多半个小时，快点儿！”

这是防疫人员，抛下的最后一句话。

——这件事的整个过程，令人陷入绝望，足以精神崩溃！

如此毫无人性的做法，即使以“执行命令”之名，也显然偏离了防疫的初衷——其结果不是减少新冠的感染者，而是让健康人大幅增加被感染风险。

这样的情况，在疫情中，并非孤例，而是比比皆是：

被封禁的小区里，癌症晚期患者需要离开小区，去医院救治，救护车到了小区门口都不予放行，居然要求患者先开出“待死证”！

还有不少年幼的孩子，被迫和父母拆散，“依法”隔离在不同的区域，仿佛天各一方。

其中不乏患有特殊疾病、离不开父母长期照顾的孩子，包括复旦教授严锋家的自闭症患儿。为此，拥有550万粉丝的严锋，发微博向社会各界呼吁，更是一种绝望中的呼救……

但他的声音，依然太过微弱。

此外，还有很多人，在仿佛没有尽头的封禁中，连吃饭、吃菜，都无比艰难。

众多求救的声音，早已在网上震耳欲聋，但“有关人员”的援手，又在哪里呢？

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间？！

正如阿伦特在书中所言，“放弃了生而为人的主体性，包括温情、良知和是非判断，机械地执行命令”。

这是人性的异化、堕落，可耻可悲。

尤其是，以此为由作恶，罪责无可开脱：因为你毕竟是有血有肉、精神健全的人，而不是一台没有灵魂的绞肉机。

居委会书记的泪水

书中也谈到，对明显不合情理的制度和命令，或者，遇到一些如果不作出弹性调整就难免伤天害理的具体情形，“作出基于人性良知的抉择”，是一种可贵的情操。

这也是反抗“平庸之恶”的利器。

前不久，上海虹口区嘉兴区街道某小区的居委会书记刘苗，一边哭，一边对急于返岗的护士准予放行——可以说，这就是一个与“平庸之恶”决然相反的光辉典型。

刘苗书记所负责的小区，有一位住户，是附近一家医院的急诊护士长，因本单元楼有新冠阳性感染者，而被封控在家。

该护士几次检测都是阴性，身体健康；同时，她所在的医院，人手短缺。

于是，这位护士和该小区居委会沟通，请求允许她走出小区，回医院工作。

因为这事关患者的生命。

居委会无人敢自作主张，将此事交给书记刘苗定夺。

封闭在家的护士，就此和刘苗电话沟通，告诉他，自己返回医院工作的重要性，以及医院领导的意见——根据其专业，认定这位护士不会是新冠阳性者，由于医护人员短缺，但有一线可能，就要尽快返岗。

听到这里，刘苗书记潸然泪下：

“我希望你回到岗位，因为我们的医生太缺了，但我实在不敢做主（哭）……你只要能承诺，确确实实必须返岗，写个承诺书，我就放行……”

护士也当即表示，如果能够返岗，此后就一直住在医院。

刘苗书记对这位护士放行了，并对她再三叮嘱，包括防护服和口罩等细节。

“写好承诺书，拍给我电子档，人不要和我接触……既然你是医务中作者，为了上前线你就去！”

刘苗和女护士的通话，之后被发到网上，受到众多网民的称赞。

——刘苗的做法，和另一些封禁中的小区，负责人对癌症患者都声称“无权放行”，甚至要求开“待死证明”的嘴脸，形成了鲜明对比！

有一种慈悲，叫做“把枪口抬高一寸”

阿伦特在书中谈到：

当上峰的命令，乃至一些法条、规章，和人性良知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，如果要求具体的执行者，不惜公然违法抗命，冒着丢掉饭碗甚至被处罚的风险去做“良心犯”，这也是不近人情的。

然而，基于良心，可以作出一些细微的调整，巧妙地改变事态的性质。

阿伦特这个观点，也是“枪口抬高一寸”的法理学依据。

职责在身的柏林墙守军，看到有人“违法偷渡”，如果不闻不问、公然放行，就很可能祸延己身。即使出于良心，守军也没有“做烈士”的义务。

依法对偷渡者开枪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

但是，偷渡者不是杀人放火的恶性罪犯，根本没有威胁或者伤害任何人，即使以“法律”或者“命令”的名义，当场杀之，也显然太过分了。

守军可以开枪恫吓，可以虚晃几枪，“枪法不准”——这样就可以既不滥杀，也不承担罪责。

生而为人，无论处在什么岗位，人性天良都不该抛弃。

“枪口抬高一寸”，是一种慈悲，也是人性的证明。

如果说，平庸之恶的泛滥，足以让人间成为无情无义的地狱；

那么，多些“枪口抬高一寸”的慈悲，多些有人情味的灵活调整，就能够让冷冰冰的大环境，多些温暖……

事在人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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