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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与彭德怀都是新中国的开国功臣，为新中国的创立立下了不世之功。他们相识的时候还是在上世纪30年代，那个时候的彭德怀是周恩来的部下，担任红三军团的军团长的同时，还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。

两人在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精诚合作，交情也在日渐深厚。

1934年，红军面临国民党左派的围剿，在经过四次成功的反围剿后，在第五次出现了战败。战败的主要原因是王明的错误战略指挥，让国民党对我军造成了重大的打击。红军也因此被迫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。

三个月后，遵义会议召开，正式成立了以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为主的军事战略指挥组，由这三人全权主导处理军事问题，更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在此期间，中央政治局对红军编制做了充分的调整，其中红一与红四向北进发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，并将两支队伍打乱调整，规划出了左军和右军两支军队。

左右两方面军的直接领导人分别的毛泽东和周恩来，也就在红军百废待兴的时候，周恩来却因过度劳累病倒了。但纵使是拖着带病之身，周恩来也始终站在第一线，跟随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做殿后工作。

病痛不会因一个人的伟大而消散，周恩来持续奋战在一线，使得病情持续发生恶化。整日高烧不退，让身体器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最后导致普通的伤风感冒转化为肝脓肿。

此时的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别说爬雪山过草地了，就连走两步都得停下来喘两口气。

对整个红军来说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顶梁柱，任何一个人倒下都是重大损失。所以，周恩来的生命安全自然是无比重要的，但大家都没有此类经验，面对这种情况难免有些束手无策。唯独彭德怀在这时候做出了决定，只听见他说：

“来，我们抬也要把周副主席给抬出去”

。这句话说得轻但是分量中，当时的红军处境非常艰难，在经过一连串的战斗后，红军的人数已经明显锐减不少，此时的人手并不充足。再加上，他们还要负责整支队伍的殿后工作，人手更是紧缺。这时候要抬一个人出草地，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于是彭德怀就把红三军的参谋长萧劲光叫来，郑重的对他说：

“一定要周副主席抬出草地，这件事交给你全权负责，必要情况下可以丢掉一些武器辎重，任何事都没有保证周副主席的安全重要。”

萧劲光听完后立马拍着胸脯保证，让彭德怀放心这事交他身上准没问题。

萧劲光随后找了迫击炮连抽调人手，由于迫击炮非常沉重，所以这些抗迫击炮的各个都是有力气的人，找他们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于是一队担架队就这样成立了，但群龙不能无首，谁来担任这个队长最合适呢？此时，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说要担任队长，但彭德怀起初并不同意，因为队长不仅要有出色的领导能力，更要有一定的医疗知识，才能保证周恩来不会有生命危险。

但在陈赓说出自己曾开过一家医院，是一名正儿八经的医生后，彭德怀就欣然同意了，把周恩来的生命安全交到了陈赓的手上。陈赓也确实有两把刷子，他对担架队进行了分队，让他们互相轮流抬担架。

川西北的草地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草地有很大的不同，那里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的交界处，气候常年恶劣异常，不仅昼夜温差极大，更是频繁下雨。使本就难走的草地，充满了黏滑的泥泞，变得更是寸步难行。

红军在草地中行进，时常会因天气原因分不清方向。不仅如此，这还是一片会吃人的土地，许多红军战士一个不留神，就掉进了沼泽之中，永远地留在了那里。

彭德怀带领战士们在这片土地艰难前行，不仅要防备可能存在的沼泽，还得防备后面有没有敌人追来，实在是异常辛苦。但就算是这样，彭德怀依旧不忘时不时的看望周恩来，并叮嘱陈赓无论如何都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。彭德怀说：

“我把周副主席托付给你，但凡发生一点意外，我都唯你小子是问。”

陈赓郑重的答道：

“请首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就算是我出事也不会让周副主席出事。”

很快，经过6个昼夜的跋涉，红军总算是走出了草地，周恩来也安然地渡过了这次危机。

七七事变正式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，国共也迎来了第二次的合作，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抗日战线。同年九月，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来到了雁门关，与国民党的关键人物阎锡山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详细事宜。

在第二战区的司令部内，两军高层人物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
阎锡山的意图很明显，让八路军打头阵，国民党则保留实力，再在最后关头出来摘桃子，这样他们就能不费一兵一卒，取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荣誉，这对红军来说显然是非常吃亏的。

但周恩来并没有一口回绝，反而是答应了下来。难道周恩来没有意识到国民党的阴谋吗？并不是，周恩来玩了一手欲擒故纵。周恩来提出，让八路军发挥打游击的特长，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敌人进行围剿。彭德怀和周恩来默契十足，在听周恩来说后立马明白了什么意思，他也马上表态说：

“你们可以正面坚守，我们则从侧面进攻敌人，对敌人进行围剿。”

此话一出阎锡山的脸色立马难看了起来，他也不好再继续说让八路军打头阵的话。会议很快就达成了共识，在离开会议后两人便互相夸奖起来。

1949年，彭德怀大胜归来，想向中央做一些工作汇报，并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共同讨论解决。进入周恩来办公室后，两位老战友顿时喜笑颜开，分离多日总算是在此时解了相思之苦。

在一番嘘寒问暖后，彭德怀聊起了公务，他指出大西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充足，但人员稀少不足以开发资源，同时还有许多国民党残军在此潜藏，在暗地里搞破坏，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

除此之外，彭德怀还把自己此次回来的所见所闻得出的感悟说了出来，彭德怀看见中央工作的干部坐起了沙发，泡起了茶，养起了鱼，前方和这里一对比就像是一个乞丐窝一样，他怕同伴们在两种不同的环境里生活久了，往后外见面会有生疏感。

这毕竟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，彭德怀在说之前内心也挣扎了许久。周恩来在听完彭德怀的话后，对彭德怀大加赞许，点出了一个大家都没意识到的问题。随后周恩来的办公室就进来了一群，当初最早进城的那一批人。

大家在一起讨论时都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自从进了城，他们就开始远离人民百姓了，不仅如此往日的战友也变得生疏了少，完全没有当初在延安时候的热情。大家都非常感激彭德怀能看出这个问题，同时也对周恩来善于听谏的态度感到钦佩。

1950年，朝鲜战争打响彭德怀临危受命，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，保家卫国捍卫主权。周总理则在中央研究战术，为抗美援朝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，大大减少了我军的损失。在此期间，周总理再次因操劳过度而病倒，被中央安排在了大连养病。

仅仅躺了一个月，朝鲜停战谈判时周总理便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彭德怀时常对将士们说，打胜仗不仅是前线战士的功劳，后勤人员也要占一半，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，再强大的军队也没用。彭德怀在朝鲜颁发勋章的时候，更是坦言朝鲜能取得胜利，更应该感谢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后勤人员。可见彭德怀对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非常认可，而当时后勤保障的领导就是周恩来担任的。

在聂荣臻的回忆录里，也同样阐述了周恩来在担任后勤领导期间，对下属非常关切，对工作一丝不苟细致入微，凡是有关朝鲜战场的文件他都必须亲自过目一遍才安心。

彭德怀一生征战沙场，大大小小的战役打过上百场，身体自然也有许多隐疾，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肠胃病。朝鲜战场环境非常恶劣，就是算领导也是有上顿没下顿，导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。

虽然回国后经过休养好了不少，但最终还是于1973年确诊直肠癌。不久之后便撒手而去，享年76岁，周恩来闻讯悲切万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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